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
 

记者：黔酒史研究何时进入你的视野？《独步酒林》一书是否算是一个起点？

范同寿：作为一个生在贵州、长在贵州、工作在贵州的人，大概既有遗传方面的因素，又缘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还在少年时代，在长辈的熏陶下，对酒尤其是黔酒便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只是因生活的艰辛，那时有时无、点点滴滴的酒，在童年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及至长大才知道：能否享受酒这种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饮用品，是与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的经济境况有着密切关联的。换言之，酿酒业兴旺以否，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做折射国民经济的一面镜子。

成年后，由于工作的缘故逐渐学会了喝酒，也接触过不少种类的酒。但细细品来，在这个世界上，尤其白酒这个领域，真正能陶醉我，让我产生微醺下灵感，产生酒与人从精神到肌体近乎完全交融的佳酿，唯有贵州茅台酒。生活中能喝到茅台的机会虽不多，但一经接触，对以茅台领军的黔酒也就生出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感情。这一生都以区域史为研究对象，撰写的论著中不免多次触及酒这种贵州特产。至于深入思考黔酒史的问题，《独步酒林》一书应该算是一个起点吧。。

记者：你觉得研究黔酒史对于贵州白酒产业而言有何价值？

范同寿：在一般人眼里，酒只是一种常见的饮品。但真正地要认识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酒这种东西，无论从物质或非物质方面来考察，都属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人类对酒的认识是从它可以激发肌体的活力及提高思维的敏捷度开始的，但酒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远非于此。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酒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可以这样说，酒虽然大都用于饭桌之上，其“义”却远远超出方尺饭桌之外。

贵州的白酒酿造业历史悠久，有着很高的美誉度，已经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当前，无论国内外，只要一提到中国白酒，人们的第一感觉就会想到贵州茅台酒，想到茅台集团领军的，从黔北到黔西北、从黔西北到黔东南，从黔东南到黔西南，再到黔中贵安地区的贵州白酒产业群。这一切都说明，白酒产业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柱产业。

中国虽是世界上酿造酒最早的国家，但在酒文化的提出与研究上相对较某些国家滞后。贵州的情况尤其如此。今天的贵州，大大小小的酒厂星罗棋布，然而，除茅台集团这样的企业外，厂家们宁可拿出大笔钱去做广告，寻求产品销路，却很少有人去关心酒文化研究，以至贵州白酒界给人一种头重脚轻之感。长此以往，白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令人堪忧。

在落实国发2号文件，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推进贵州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深化对白酒产业在贵州经济发展中价值的认识，加强黔酒文化(包括黔酒史)的研究，正是夯实贵州酿酒产业基础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不仅为当今生产酒、经营酒、研究酒的人所必需，对贵州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相关部门，同样是一项值得高度关注的工作。

记者：当下有一种观点，随着茅台酒在当今中国酒林强势地位日益稳固，中国酒文化中心也随茅酒香漂移到了贵州大山深处，你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范同寿：如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正视这一问题，这个观点是任谁都难以否认的。在贵州，酒文化先于许多其他文化内容出现于我们的生活。贵州成为国酒茅台的产地，成为中华酒文化的孕育地，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外，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深厚，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桐梓岩灰洞古人类文化遗址。那里发现的碳屑和烧骨化石，是华南地区最早的用火证据。而火，正是酿酒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之一。

贵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百花园。除汉族外，有苗、布依、侗、土家、仡佬、彝、水等民族，黔北正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之地。1994年在仁怀云仙洞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洞穴遗物，其中有诸多的石器和陶器，经研究属于古濮人在当地开荒辟草的工具与生活用具。其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各民族陆续迁入居住。生活在贵州的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酒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民族文化的纷彩异呈，形成了酒在贵州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酿酒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水。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的赤水河，就酿酒这个行业来说，其源头和流域地区的地质、气候、生态、环境是独一无二的。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星球，环北纬27°一线，是最适合物种生存的地区。其所以贵州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百余处，其所以黔西观音洞能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渡并列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种文化类型，并成为中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这些都绝非偶然。赤水河，也只有赤水河流域，才堪称中国高端白酒产业的黄金带，才能生产出其他任何自然、气候、地质条件下无法生产出来的美酒。

由此可以断言：“未来十年中国白酒看贵州”的提法绝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中国酒文化中心将伴随着茅台酒业的发展，最终定位在贵州高原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不可能因某种炒作或超强度宣传而发生改变。

记者：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日前写作的一篇关于贵州酒文化的文章不仅引起省里领导高度重视，更引发了白酒业界一场不小的争论，你觉得文化对于白酒产业的价值是什么？能否阐述你的主要观点？

范同寿：前段我的确写了一篇《黔川合作背景下的黔酒产业发展思考》的文章，没想到引起了省领导的重视，这令我颇多感触：一个普通人谈了一点自己对贵州白酒业发展的忧虑，却受到了领导的关注，我想，这件事本身，足可给与我同样有着热爱贵州、关心贵州发展的人们一定启发。贵州的发展既不单单是领导的事，也不是某个部门的事，应该是四千万贵州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在发展地区经济、繁荣文化问题上，一味评头品足、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大家都来关心贵州发展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对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才会有所助益。

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论，没有一种观点能赢得所有人的支持，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到问题的感觉肯定会不一样。但无论有多少种看法，总有一种较为接近实际，较具有科学性与可实践性。因此，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我们应该具备一种包容的心态，为中国白酒业的兴旺，虚心地随时准备接受他人更具说服力的观点。

酒既是一种饮料，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发展中国的白酒品牌，必须以中国酒文化为基础。中国白酒不仅享誉世界，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前，茅台酒就已经有了在南洋劝业会获奖的历史，而巴拿马赛会上，除茅台酒外，中国送展的白酒获奖数量甚多。如今，贵州茅台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品牌。到了今天，我们不仅要让未来中国白酒看贵州，更要让世界白酒看中国。这点豪情壮志，我想无论哪个省区的酿酒企业家都会赞同。因此，如同我不赞成把台江的苗族习俗称为“东方情人节”；不赞同将贵州的反排舞称为“东方迪斯科”，也不赞同中国白酒的发展目标以法国的波尔多为标杆，这是一种起码的民族自信。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就是我的观点，也是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