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杏花烟雨风骨，乌蒙磅礴气势。从意气风发的小季到双鬓银丝的老季，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季克良的名字与茅台紧紧连在一起。 与酒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个江南书生也褪去了年轻时的清苦干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哗，正如窖藏陈酿。
    卸任贵州茅台董事长后，季克良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他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打小牌、带小孩、打小球、喝小酒”。 这最后一个字，还是落在了“酒”上。
    证报记者到达茅台镇时，正好赶上小麦和高粱一年一度下沙的日子，伴随赤水河谷的微风，酒香若隐若现。
    “我的人生已没有秘密。”被业界誉为茅台“教父”的季克良，满头银丝，但还保持着年轻小伙般的精气神，说一口掺杂少许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态度温和亲切，“茅台是我一生的主题，酿造国酒就要对它负责一辈子、一百年、一千年。”
    从贵州茅台厂长、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及董事长，到名誉董事长、技术总顾问，季克良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亦看做是酿酒的过程。记者环顾四周，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是所有的陈设，茶几上没有精致的茶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和几本养生杂志。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由于奖章过多，墙面已无法完全一一展示，部分他与名人的合照摆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办公桌被一叠叠厚厚文件资料攻占，留有一角摆放着他人生各个阶段的照片。两匹大书柜上，各类白酒书籍整齐地躺着。或许是看出了记者的紧张，季克良突然问：“你属什么的？”
    “蛇。”
     他打趣地说：“属小蛇的聪明。”
     交流一下子变得轻松，记者也似乎忘记了他是“季克良”，“季总”的称谓不知不觉变为“季老”。眼前这位温暖而质朴的长辈，缓缓叙述起自己人生的酸甜苦辣。
     一抹心“酸”忆身世
    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采访季克良，时值重阳（财苑），话题自然从父母开始。
   “今年是我生父逝世30周年，生母逝世43周年，养父逝世25周年，养母逝世46周年”。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季克良原本姓顾，家中排老五，因幼时家庭条件贫苦，被过继到季家。虽然父母们都是农民，未接受过文化教育，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
    “我的养父一字不识，但每日都会监督我背书。有时我偷懒，没有认真记课文就胡乱背书，欺负他不识字。没想到养父竟找到了检测我是否认真背书的诀窍。只要我一背书，他就数我背了多少字，然后对照课本里的字数，检查我有没有偷工减料。”
    快小学毕业时，生养父母们聚在一起讨论季克良的教育问题。在种田、当学徒、报考初中的选项中权衡之后，达成了统一意见：如果能考上初中，砸锅卖铁也要供；没考上就回家种田。
    父母之心化为鞭策，他发奋考取初中高中，并在1959年参加高考，进了无锡轻工业学院，入校后选择了食品发酵专业，也选择了与酒相关的人生。
    不过，季克良说，当时择校以离家近为原则，选择这所大学，只因 “路费便宜”。
    当时班级里共32个学生，只有8个女生，其中一个叫徐英，南通启东人，说着和季克良同样的家乡话。性格直率，高挑漂亮是她留给季克良的第一印象。八年后，她成了季克良的妻子。
    大学里，季克良做了五年的“班主席”，因为付不起一块二毛钱的车船费，他有三次寒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埋头苦读。期间，顾家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床铺盖、一个哥哥病重去世，季家养母因为阑尾炎连续两次开刀……这些苦难被长辈们善意地隐瞒，季克良总是到事情过了许久才知晓。
    谈及此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流露出深深的内疚和心酸：“我的父亲母亲们直到去世，一个也没来过茅台，这也是我的遗憾。”
    几分“苦”楚终成事
    虽说先有茅台后有季克良，但季克良的研究成就了茅台。
    1964年，季克良和夫人作为技术研究人员被一起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相较“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温情，原始而豪放的喀斯特高原“气候和土壤完全不同，加上一吃就流鼻水的辣椒、破旧不堪的厂房设施” ，季克良难免水土不服。
    初到茅台酒厂那年，他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二块五，茅台酒的产量只有200多吨，市场价是三块六毛钱一瓶。因为经营不力，总人数仅300余人的酒厂开始把工人往外调，1964年一整年，酒厂总亏损八十多万。亏损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的周高廉担任厂长，茅台酒厂才扭亏为盈。
    梦想遭遇现实，或许总有几分不堪。但当不同的酒香伴随赤水河谷的微风徐徐吹来，飘入心间，季克良坚定地告诉自己“做一名优秀的酿酒师是我的梦想”。
    他开始潜心投入茅台酒工艺的研究与改良。初步了解茅台的季克良发现，茅台的酿造工艺有很多神秘之处，多用女子“伏天踩曲”。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9次蒸煮……这与他在大学课本上学到的并不相同。
    季克良说，那时一头扎进生产车间，整日和工人在一起，3年时间，每天长达十来个小时的劳动，工作强度至少是现在工人的两倍。
    从投料、蒸煮、制曲到堆积发酵，每个环节都需身体力行。高温作业环境下，衣服从没有干爽过。“背酒糟时因重心不稳常常摔下酵池，烤酒时常累得晕过去。”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科学的、传统的工艺细节都融入自己的血液。
    回忆过去，季克良认为，那段磨炼也令他彻底顿悟到茅台的精髓。
    应对危机“辛”当头
    此后，伴随周恩来总理的“茅台外交”，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一股“茅台热”，茅台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季克良也从1973年开始转到生产科，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1978年，茅台实现了十七年来第一次赢利。
    成绩突出的季克良慢慢从副科长、副厂长一直到1983年做了厂长。“一级一级都不放我了。”他说，“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
    为了留住他，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曾在一年春节前几天不远千里来到季克良的家乡，看望他的养父，并动员他们来贵州生活。
    到1998年，和国内其他酒企一样，茅台集团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销售大幅下滑， 原本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门口顿时门可罗雀。季克良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掌门人。他很快作出决策：全员跑市场卖酒。打响了茅台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战”。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20多亿元增至400多亿元。
    久而久之，季克良成了茅台的“活招牌”。
    超过六十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季克良已经数度延长任期。2011年10月，季克良从董事长的任上退下的时候，茅台酒产量达到了3万多吨，茅台集团的在职员工总数达到了近一万人，销售收入达到两百四十个亿。
    “和您一起进厂的老员工现在还有留在茅台的吗？”记者问。
    他诙谐地说，“我的老伴算吗？”
    提及家人，季克良说，每日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为女儿写日记，记录其成长片段。什么时候开口叫“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走路，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又撒娇了，点点滴滴都沉积在厚厚的日记本中。
    “我不会要求儿女们创造多大的成就，他们能够在生理和心理上健康成长就行。‘敏于行而慎于言’是我常告诫他们的准则。”季克良指着办公室内的一幅字画称。
    三两下肚“辣”酒量
    作为品酒师，四十多年来季克良喝掉的茅台酒有两吨多。酒厂的员工告诉记者，季老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即使退职后仍然每天到厂里上班，只要人在茅台，早晨的品酒会一天都不会落下。
    记者好奇：季老大清早喝酒难道不会影响工作吗？该员工笑着说，季老品酒不用“嘴”，而是用鼻子，只要一闻，便能判定酒中的香气成分是否达标，比任何的电子测量仪器还要准确。
    外界戏称季克良的鼻子天生为品酒而生，鼻子大所以聚焦酒中的香气成分。对于这一说法，季克良笑答：“我用鼻子品酒是因为自身酒量小，靠嘴巴鉴定恐怕早醉了。另外，味觉容易麻木，嗅觉的恢复能力却比较快。而‘好鼻子’除了需具备天生的灵敏度外，还要靠后期的开发，即不断用其去分析和判断，以锻炼它的性能。”
    世界级酿酒大师不但没有“气吞山河”的酒量，反而称自身酒量小，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季克良说，年轻时酒量一直较差，刚工作那会儿，喝两杯白酒就觉得天旋地转。喝酒是工作需要，随着工作阶段的变化，逐渐也为自己练出了些酒量。但是，优秀的勾兑师应保持嗅觉和味觉的敏感，酒即使再爱也不能多喝。
    为了保持嗅觉的灵敏度，季克良一直遵循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或许这也是季克良年过七旬，却未“大肚便便”的一大因素。
    说起酒，季克良还有点自己的小遗憾，“我没有收藏茅台酒。工作初期，因家庭条件困难，我舍不得买来喝。即使过年回家，也只是去镇上买一块四毛二的散酒带回去，更别提收藏。谁能想到茅台酒能升值那么多，要是我早知道，肯定收藏一堆放在家里。”
    说完这番话，季克良笑起来。在岁月的长河中，季克良将半个世纪的时间献给了国酒。时至今日，53度的飞天茅台在市场上售价已上千元，茅台也成为中国酒业第一高价股。
    “是茅台成就了我。”季克良说。
    同时，他也成就了茅台，成就了自己的甘醇人生。
 

来源: 《证券时报网》